我1928年12月27日出生在奉天市（即现沈阳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家4人（父母、妹妹和我）逃难到江苏淮安，投靠亲戚。
       在奉天时，我的父亲是沈阳兵工厂的职员，收入稳定；回到淮安后，就半失业了，入不敷出；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淮安沦陷，再逃难到淮安乡下，父亲失业，无经济来源，生活日益艰难，成为城市贫民。
       因此，我在读书时是个穷学生，常常饿着肚子去学校，买不起书，就和同桌同学合用，带回家的作业，就到附近的同学家里去做。每个学期开始前都要为学费发愁。
       1948年元宵节那天，我的慈母因贫病交迫去世。我就想当一名医生，专门为穷人看病。因此，在考华东军大时，报的是医科。
       入学后，经过半年的预科和一年的政治文化教育培训班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树立了为人民服务思想。这个初心，伴我一生。我由想学医到表示服从分配，这是我政治思想的一次飞跃。从此之后，几十年来，多次调动，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到哪里。边干边学，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军大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我被吸收为新青团员。
       1951年初，军大结业后，分配到华东军区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参谋训练班，学习军事，主要内容是队列训练、军事基本常识和连以下攻防战术。七月上旬，分到23军68师203团1营3连实习，担任见习副排长、见习副连长。通过这段经历，我学到了一些军事本领，进一步增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并得到了连队生活的锻炼。
       1952年9月，23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当时已经改任连队文化教员。9月2日，连队到达安东（即现丹东）后，随即进行入朝参战的政治动员，提出“艰苦就是光荣，克服困难就是胜利”、“完成千里行军就完成了抗美援朝任务的一半”等口号，并进行行军、宿营、防空等训练，把全部冬装发到个人，包括：一套棉衣、一件大衣、一顶皮帽子、一双大头鞋，为胜利完成这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光荣任务做了思想的、物质的、行动的充分准备。
       1952年9月7日，23军入朝。我们连队于傍晚从安东出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大桥到朝鲜境内，经过20多天负重行军，到达目的地元山地区，接替20军防务。10月25日，是志愿军入朝参战两周年，祖国人民派来了慰问团，带来了祖国人民的关怀与厚望，给全体指战员送了慰问品（一个搪瓷杯、一条方手帕、一条香烟和一袋水果糖）。
       这年的圣诞节期间，又进行了为期4天的“战备行军”，从元山地区走到三八线我方一侧的铁原地区，接替万岁部队38军防务。
       1953年元旦后，23军抽调100名文化教员到南京军区扬州速成中学师范班培训，我在其中，就离开了朝鲜，回到祖国。师范班设语文、数学、理化三个系，我在数学系学习。1954年1月结业，到驻在山东兖州薛家庙的23军速成中学工作（军队里排第80个，简称80速中）。我在结业前受到学校团组织的通报表扬，并立三等功一次。
       在80 速中，我在教务处担任数学教员，后升为数学学科助理员。1958年夏，速中撤销，多数教员转业到北大荒，我留在部队，回军部分配工作。在80速中工作期间的1956年6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到军队报到后，我被分配到67师。先后任干部部助理员、政治部直工科、宣传科干事、副科长、利长。这个期间的1959年初，到沈阳军区锦州速成中学学了一年数学。因学习好、工作好（我是数学学科的党支部书记），被评为“五好学员”，并记三等功一次。
       1978年9月转业到苏州沧浪区，结束了近三十年难忘的军旅生涯。
       到苏州后，安排在区委宣传部，任部长、区委委员，后为区委常委。1980年成立区政府，我当选为常务副区长。1983年当选为区人大副主任。1984年当选为区政协主席，每届三年，做了两届，直到1990年62岁时离休。
       离休以后，担任多年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区机关离休干部党支部书，多次获得省委组织部、苏州市、沧浪区、姑苏区和机关党工委的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衷心感谢教育帮助我不断成长的军队、政府和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