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当代苏州，人们往往会想到苏州工业园区。它是中新两国经济合作的名片，中国对外开放的典范，更是苏州经济发展水平的标杆。今天的园区，无论是经济体量、城市规划，还是社会管理，在全国乃至世界都独具魅力、独领风骚。
       我不是园区人，却和园区有过交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在娄葑乡工作生活，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还住在金鸡湖边（现为李公堤）的老宅里。现在仍有不少亲戚是园区人。他们是地道的园区原住民，亲身经历了园区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说说他们的名字吧。我的同辈人大多取名为：金根、木根、水根、火根、土根，金英、玉英、福英，或者干脆叫大男、二男、三男、四男……。他们的子女则取名：向东、忠东、卫东，小红、志红、永红。现在孩子们的名字一改以前的随意和跟风，紫云、月月、佳宜、天辰……。经济发展了，人们对孩子的期望也富有诗意了。
       和大多数江南农舍一样，我家老宅沿河而建。河南岸是稻田，北岸是民舍。屋前是草垛、农具和酱缸，屋后是猪圈、菜地、竹林和坟地。窗户又高又小，据说是为了防强盗。同理，米囤放在房间里。一年四季，里面永远是被虫蛀空的陈米，——人们习惯于吃陈米，囤新米。
       到八十年代，村民们开始建楼房，“八五砖”、水泥樑，是基本材料。因为穷，往往房子竖起来了，门窗还没着落。等到哪房儿子要成家了，才装修到位；“片子床”、五斗橱、十二寸电视机、永久自行车，再加年历画作装饰。
到九十年代中期，园区成立了。拆迁分房成了人们议论的主题，不断传来某地要拆迁、某家分几套的消息。现在他们每家每户至少有1-2套住房，面积、设置一点也不输古城区的我们。
       刚开始，我称他们为乡下亲戚。家中的旧衣服、旧物件统统送给他们。逢年过节带点红枣桂圆、水果饮料走亲访友，也很受欢迎。慢慢的，我都不好意思送了，反而是他们送的糯团子鸡头米更“高大上”了。现在猕猴桃、车厘子、橄榄油成了他们送我们的标配礼物，其消费理念、生活水平可见一斑。
       以前，这些亲戚最大的愿望是当征土工，进厂、拿工资，做城里人。现在他们更愿望留在园区发展。他们的职业也五花八门：有在国企当会计的、在外企当操作工的，有大楼的保安、保洁，有当电工、保育员的，还有城管、村官、医生、教师的。有人曾骄傲地告诉我：我家的孩子没有一人在做体力活的。想想也是，园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加工业发展，而是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和各种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必然为各种人才，包括普通原住民创造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当年和我一起插秧、挑稻的村民们大多老了。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房子，每月有近1000元的养老金，经济上完全不用依赖子女。许多老人还保留着新年里到杭州灵隐寺烧香许愿的习惯。以前是坐船去，现在是儿女们开车送她们去，烧香带旅游，两天的时间全搞定了。平时她们结伴到斜塘老街游玩，到葑门横街买菜，或到车坊的农庄挑金花菜，马兰头。春节期间在新村小区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拉着我的手说：“妹妹啊，现在真格好格，不做生活也有拿铜钿格！（到文体中心）看戏、听书，不要铜钿格！”那种从心底里发出的幸福感、获得感真让人动容。
       今年五月，亲戚家的孙子结婚，中西合璧、新老结合，让我大开眼界。婚房在中央景城，家具、电器现代又齐全，只有新娘陪嫁的被褥还透着淡淡的水乡味。婚宴整三天，请乡邻，请朋友，请自家人，那程序，那氛围，完全是当年 “吃肉饭”的感觉。正式婚礼在星级宾馆，婚纱、礼服、钻戒、香槟，还有音乐喷泉，又让人仿佛置身于某个海外的城堡花园。
        这就是他们的新一代，带着传统文化的印记，无忧无虑，拥抱生活。
       尽管生活无忧，她们也有自己的烦恼。杨家嫂嫂的儿子儿媳名校毕业、外企工作，又生了宝贝孙子，却很不开心。原来儿媳嫌她满口的“群力话”，生怕影响自己儿子的口音，不让她带孙子。老两口守着好几套拆迁房闲得发慌，只能又去种“鸡头”（米）、剥“鸡头”。杨家阿姨的女儿做月子了，她兴冲冲赶到北京去照顾，没几天又气冲冲地回家了。“月嫂服侍女儿，我服侍月嫂，还要每月出一万元钱，啊开心！？”其实，这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观念和文化上的冲击，这种烦恼现在有，今后还会有。昔日苏州城东南的小村庄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快速地融入中国改革发展大潮之中。这种烦恼现在有，今后还会有。
       25年前，一张规划图绘制了苏州人的梦想，也彻底改变了我的这些亲戚们的生活。
       25年后，梦想照进现实，从村民到市民，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却走得平稳而幸福——这就是苏州园区的原住民。
       千面园区，园区千面。——这就是我了解的苏州工业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