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难免会碰到各种考验。有生活中的，也有工作上的，大大小小，林林总总与其它考验不同，职场考验往往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40年前，我就遇到一次奇特的职场考验，至今难忘。
       1978年初，我结束了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工作，回到金鸡湖畔的生产队。春节过后的一天，我正在满是冰渣的水田里劳作。初春的寒风中，一群妇女包着头巾，系着围裙，在泥泞的水田里挖茨菇——象极了米勒画《拾穗者》中的场景。
        突然，有人喊我到大队部去，说：书记找。我只在水沟边洗了洗满手泥巴，就喜滋滋地赶到大队部。
       果然是好事，公社同意由我担任大队会计。
       我当然愿意。大队会计是乡间知识分子向往的职位，是全大队三个脱产干部之一，从此，我可以名正言顺不用插秧、割稻、挖茨菇、打茭白了。而且作为女性每日的工分可以到8.8—9分，高于一般女劳动力的8分。
       很快就完成了交接，其实就是几把钥匙、几枚公章。
       开始，一切顺利。分粮分柴的事年前就干完了；五金厂、养殖场、机耕队是独立核标的；税收的比例是固定的；化肥农药的分配、水费电费的交纳都有约定的规矩，我只需照办就行了。就在我以为工作就这么简单时，考验来了。一天，公社生产组寄来一大摞“粪单子”（粪票），我马上抓瞎了。
       40年前的苏南农村，仍保留用粪船到城里的码头“摇粪”用作有机肥的习俗。当时“摇粪”是强劳力的事，而分“粪单子”则是大队会计的工作。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样样需要票证的体现。
       望着标着不同种类（重量）、不同日期的单子，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从理论上讲，每个生产队的耕地是固定的，公社分来的单子总量也是固定的，那么分配的比例就是可测的。但是公社分来的单子是以不同的日期、不同种类呈现的。怎样将这些单子均匀地分到某个生产队的某一天，而总数又与该生产队的耕地数和船只的吨位数相对应，这可真是个难题。
       我问生产队会计，他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接触过。
       我问书记队长，他们安慰我：别急，慢慢来！
       我想问前任，可他离职后从未踏进大队部。
       我还可以问同行（其它大队会计），但我初来乍到，谁也不认识，况且当时没有手机电话，找谁、怎么找，都是问题。看来，解决难题只能靠自己，靠自制的一张表格、一把标盘、一支笔！
       第一天我绞尽脑汁到深夜，没有搞定。
       第二天有头绪，没结果。
       直到第三天凌晨三点，才将所有的数据算准、凑齐、拍平。
       从此，我在大队会计这个职位上站稳了脚跟。
       之后这样的考验每月都要经历一次，直到一年多后随知青返城潮回到苏州。
       不知道我的继任是否也经历了这种考验，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独特的分配方式早已烟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一定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最近，看《中国老年报》玩数独游戏，才发现几十年前的职场考验竟包含了高深的数学知识，可惜我已经没有激情战胜它了。
                                                     

谨以此文纪念那段独特的考验和独特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