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五周年了！我虽１９２９年才出生，但自1937年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使我原本小康的八口之家，沦落为食不果腹、衣难蔽体的流浪者的国仇家恨，却终身难忘！对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多有耳闻目睹，也知凡是到过“大后方”也到过“抗日根据地”的国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多有此同感！

    抗战胜利以后，中共提倡“联合政府”的诚意，也有目共睹。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再次背信弃义，违背中山先生的遗训，倒行逆施，妄图“三个月消灭中共”；从而，激起全民公愤，以致不足三年，反被赶出大陆。这也证明：以中共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绝非溢美之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新”在哪里？不就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吗？近年却有人借口“民主”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而全面否定中共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也犹如蒋介石“三个月消灭中共”一样，是“蚍蜉撼大树”嘛！

    其实，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为了实行民主，毛泽东不仅亲自主持起草“人民宪法”；还曾明确提出“我们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重申过。此后，《党章》的“总纲”中，一直保持着上述令我心向往之的 “六个‘又有’”要求！可为什么似乎迟迟未能全面实现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我们中华民族较早进入农业社会，崇尚和平安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筑长城以自卫。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得已，而以“武力开边”，也是为了自卫。因此，我们民族确实最有人性、最讲公平和仁义道德。除非“官逼民反”，或遭外敌的侵略，才不得不以牙还牙，“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因此，普天之下，唯有我们漫长的五千年历史文化未曾中断过！

    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糟粕：因为封建太久，等级观念严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特别是秦以后，越发日益猖狂——东汉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随大流、走极端”等等，两千多年来，至今长盛不衰。一提“政治挂帅”，该发的奖金也不发了；一提“讲究实效”，就又一切向钱看了……这都使我们难免好心办坏事。

    我们党一成立，为改善中国人民的命运，历尽千辛万苦和无数党员的流血牺牲，才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奠基延安，又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一系列胜利。确实劳苦功高。“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也非溢美之词！但领袖被神化久了，“民主集中制”也渐渐成了摆设。加之，虽“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而封建了几千年，下面唯上唯书不唯实，报喜不报忧的千年积习泛滥成灾，因而，下情难以上达。上面的决策就难免失误，“‘好心’办坏事”了。

    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曾比喻为“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中央人民政府曾发给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每人一条白毛巾，两头印的红字分别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央人民政府赠”。这毛巾我珍藏至今，就意味着这“底”，在我那时的心里，既是“解放全中国”，还包括“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遥远的梦想，但的确不是“幻想”！

    我是1947年严冬，在蒋介石占了延安、开了“国大”的革命低潮时，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南京经过反复思考，才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的。可是，刚满十八周岁的我，还一点不懂革命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决定性的作用，在摘录苏联大使馆新闻处提供的、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时，唯独论“党”部份，略去未摘。当时也没想参加中共，以免言行受组织限制。只是从１９４８下半年起，“随心所欲”地在南京、镇江的民办报纸上发表些杂感，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一名“革命者”、是铁杆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了。

    后来，到了苏北解放区，参加了部队文工团，过上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并在渡江战役中荣立二等功，进军福建又立三等功；初步融入革命大家庭。此后，调我去某师文工队任基层干部不久，文工团（队）员要去参加“土改”，我与一些同志奉命留下，由副队长带领继续在海防前线为兵服务；并另成立党团支部。由于部队的团支部书记必须是年青的共产党员，我因而奉命光荣入党、工作也更积极了。

    但是，半年后却因“组织观念不强，个人英雄主义太强”，未能按时而是延期转正的。可这一挫折，并未使我真正认识到这一个“不强”一个“太强”，乃是一个共产党员“十分严重的错误”；反而为自己的“能耐”暗自沾沾自喜呢！因此，此后几乎每有政治运动，我常会遇到不应有的对待，不得不重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自问1947年冬的选择是否错了？然而，结论又总是：不错！

    “整风——反右”中，我这个在部队反击社会上“右派分子”进攻的大会上，曾代表政治部慷慨陈词的“积极分子”；到部队内部反右时，却因为替一位“三八式”老干部发牢骚的性质辩护，在他承认是“右派言论”而“过关”后，我仍坚持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竟戏剧性地反而成了“右派分子”——因为“没有清水衙门”！

    “过犹不及”——我的个人英雄主义反而“更强”了！在支部讨论我党籍时，便第一个举手同意“开除”。甚至，１９５８年４月到大军区集中时，竟表态：“争取半年摘帽，一年回到党内来！”１９６０年初刚“摘帽”，便上调大队工会编《队报》，又“大言不惭”地表示：虽还叫“摘帽右派”，只要放手让我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好！

    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开头我还以为可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我“非右”的真面目；不幸，我第一个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了。但又幸运的是，早期还算讲理，我写的都是正面的东西，只要允许我讲话，误解总会澄清。所以批到最后只剩下“翻案右派”一顶帽子了——我要翻的就是这个案嘛！

    文革的十年动乱，我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在几乎无政府的状态下，每个人的人性和兽性残余，都得到充分的展现，使我大开眼界，也大吃一惊——如果没有“整风——反右”的挫折，我在文革中会不会成为“坏头头”？每一回想，不寒而栗！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我解放了。但从全社会看，不久“好走极端”的老毛病又泛滥成灾了。比如：报刊上，孔融让梨竟成了虚伪的典型、温州“太太炒房团”却受到不应有的宣扬，某些“专家”做报告时，公然宣称“民营经济”即“私营经济”等等

    我反复重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真正认识到：我们这样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五十六个民族、超过十三亿人口、全国各地发展程度相差很大的大国，没有一个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严格的组织纪律、认真雷厉风行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是绝对不行的！

    如何创造条件使“集中”与“民主”、“纪律”与“自由”、“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这三对矛盾统一，不单纯是方法、更是立场、观点问题。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首先，“打铁先要自身硬”。就要求领导确实是为了群众、相信群众，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群众也才敢于讲真话，虽然真话未必都是真理，却是求得真理的前提。只要双方都同心同德，敢于“担当”，民主集中制才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绝不可少的集体的绝对权威——犹如大合唱、交响乐必须有权威的高明指挥一样！

    同时，无论各级领导、各方精英，都要尊重广大群众。因为他们是绝大多数，是社会的基础。有些“精英人物”往往自视甚高，好强调自己的特殊，严重脱离群众，因而不免一事无成、甚至好心办坏事。为此，我们全国“人代会”代表，来自基层的先进人物，应超过半数。

    “纪律”与“自由”，“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其实也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人是群体动物，个人言行的自由，必须受纪律的约束；同样，个人的心情舒畅，也不能有碍统一意志。只要我们的“统一意志”和相应的“纪律”，符合绝大多数人的要求，个人损失一点“自由”，仍会“心情舒畅”的。如果我们能像七十岁的孔夫子那样“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即“所欲”都能“符合有关规矩”，不就既不失“自由”，也不违反“纪律”；既符合“统一意志”，也能“个人心情舒畅”；到达“万事如意”的美好境界了，多好啊！

姑苏区离休干部 张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