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中国老年报》的推荐，读了几位学界新锐合著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大快我心，竟禁不住“老夫聊发少年狂”——立马一抒心声了！

      此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我5月买到的，已是同年3月第3次印刷了！作者都是75后的平民子弟。他们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深热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把二十多年刻苦学习和近年的认真思索，结晶为这14万字的著作，比较系统地说出了我思考多年、却说不清楚、甚至竟未想到的新知。

      记得2011年7月，我在苏州市委老干部网上论证我们的民主时，曾写道：“这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与‘票决’相结合的民主；而不是劳民伤财、相互攻击的竞选票决的西方式民主。”“因为，只有代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只有代表其他各界知识精英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参政议政，才能通过互相监督，以保证统筹兼顾得更加周到，并更有效地拒腐防变。”

      而《大道之行》却“一语中的”地明确指出“‘一党专政’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中共权力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并没有哪个个人、家族、团体垄断权力。”并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它是一个超级政治组织，是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其次，它是一个超强国家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这就一下子令我们如释重负地跳出西方民主“普世价值”的迷雾，真正实事求是地回到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中来，虽然“这双重属性既形成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又成为诸多冲突的根源。”我仍然不由心胸豁然开朗！

      记得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中共建党90周年的2011年初，我也曾反复思考过：我们炎黄子孙大概两千五百年前就有了“大同梦”。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几千年的皇权，但他也深知“革命尚未成功”。所以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中山先生的训词一开头就说：“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不料，中山先生去世后，虽然“大同”进了《国歌》，蒋介石的统治却在人民头上，压上了“三座大山”。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毛泽东及时提出“两个‘务必’”和防止“糖衣炮弹”；又于1954年亲自领导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什么却没能从此走上正常的法治轨道，而只是想通过一个又一个非正常的政治运动，来

防止领导干部变色呢？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当然是根本；为什么“文革”最终调动的竟是人类兽性的回潮呢？而改革开放也是讲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防止两极分化”的。为什么“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却煞不住，竟又形成类似当年的“三座大山”了呢？是我们千年“封建”、“一言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惹的祸？还是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由于对“资本”的膜拜却把自己的“灵魂（社会主义）”也输给了“魔鬼（资本）”呢？

      记得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有些“专家”一再说：民营化其实就是“私有化”时，我就认为这两者不能划等号，因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企业生产的目的，都应该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且，企业间的竞争，也应当是相互促进、互利双赢的竞争；而不是资本家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也应不同于过去的资本家，除生产和经营目的不同、劳资关系不同之外；与属下的职工原本是相互依存的，也只是分工的不同，不应该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分配也应按“劳”为主，兼顾到“资”。劳动有简单与复杂、低级与高级之分。企业家的劳动是关系本单位全局的高级劳动，“工资”可以高于普通职工，但不能悬殊“过大”；按“资”分配的比例也不能“太高”。因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一切只是向钱看、“用钱生钱”的“以资为本”呀！但在五年前我上述观点，却无处公开发表。

    《大道之行》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资本的寻租和权力的寻租相互伴生，盘根错节，成为双头怪兽，这正是当前中央大力反腐所面临两面作战的严峻形势。既要打权力的大老虎，更要打资本的大老虎。”“资本的腐败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是社会不公正的罪恶渊薮。相比数以万亿数量级的阳光下的资本腐败，黑屋里的官员腐败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苍蝇碰到老虎罢了。”

   《大道之行》又进一步指出“资本确实是一匹促进社会的好马，但是需要给它带上‘共益性’的笼头，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全体人民服务。”“共益性’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不是为少数精英谋利益。”

     总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益性”市场经济；中高级阶段是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最终才能“进于大同”。当然，其中还有许多具体的分析研究和建议，有待我与大家一一细读，以求进一步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作者的原意的可贵、或可商榷之处。

     我一直认为，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要立法和选举政府首脑的“全国人大”的代表中，各方“精英”当然不可或缺；但必须有一半以上是来自基层生产第一线的先进人物，才能最准确地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当然，政府和政协等系统，各方“精英”会更多些。

 没有他们与普通劳动者的共同奋斗，也是难以“进于大同”的。

报载：“目前中国高净值人群投资的注意力还在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愿意投资传统制造业的比例却只有10%左右。”如果这些“富豪”“不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投资到能够产生新财富的领域，而继续满足于通过资本市场分享财富符号，是相当危险的。”当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殃及全球；一再证明了以“人的本性是自私”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殷鉴不远嘛！

      而今，我们同胞中真正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富豪群体”，能摆脱“财富符号”的诱惑，重新重点投资实体经济吗？——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情况下，我衷心热望——当然，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期望！

                                                                                                         姑苏区离休干部   张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