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还不满18周岁，在南京公路运输部门当小职员。因日寇的侵略夺去我母亲和祖母的生命。抗战胜利了，蒋介石的“劫收”，又夺去我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祖父以及妹妹的生命。“为什么，总是坏人当道、民不聊生？”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使我从社会发展规律中明白了问题所在，并从而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也促使我遇重大问题时，爱从哲学高度中找答案。

   我一口气通读《大众哲学》是在1947年11月，当时我对唯物辩证法矛盾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的理解，就是不断地背叛旧世界、创立新社会，为此，还把1948年的日记命名为《“叛徒”日记》，写了《“叛徒”礼赞》作“前言”，活脱脱一个“不断革命论者”。

1948年10月，我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二周年，发表于镇江《东南晨报》的《而已！而已？》一文，就曾写道：“愤怒的人群就此而已了吗？不，决不！……面对这悲惨的人生，血淋淋的现实，让我们的血和泪汇成一片红色的狂澜，向‘逍遥复逍遥’的‘屠伯们’扑去罢！哪怕是玉石俱焚，那才是彻底的革命。”就显然过激了！

　　那时，我还不自觉地以“救世主”自居，自发地秘密编印地下刊物、在工作单位发动签名要求加薪等，但均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自己却因此被“留职停薪”（变相开除）。后来我就去了苏北解放区，参加了部队文工团，在党的领导下，满怀激情地投入解放战争，才得以多次立功（渡江战役二等功，余皆三等功）。

始料未及之挫折

　　我当时虽自以为革命觉悟极高，却不愿于胜利在望时“轧闹猛”申请入党。1950年夏，我调师文工队任分队长不久，便于1950年12月经师直属党委特批吸收入党，以方便出任团支书。这就使我更加盲目自信了。不料半年后，大多数老党员虽认可我的工作成绩，却一致认为我个人英雄主义严重，组织观念薄弱，高人一等，不能很好地团结群众等等。结果，我竟未能按期转正。

　　面对这始料未及的挫折，自己也曾想不通。但因我1948年在南京还进一步读过米丁的《辩证唯物论》、康斯坦丁若夫的《历史唯物论》、以及苏联大使馆新闻处的资料和我党在香港出版的革命书刊；参军后，更反复阅读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实践论》《矛盾论》，心想：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真觉悟高就应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呀——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通了，思想上却仍感到是农民出身的老同志狭隘；虽理论上否定“个人英雄主义”，内心我还真暗自欣赏呢！

何以如此？过犹不及也

　　从军文工团、师文工队、军文化处最后到师政治部文化科任文艺助理员，我一直是积极分子，1957年整风时，我认真读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的两个讲话的录音稿，才由衷的感到“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非常重要，不能再以“革命”的名义，使“玉石俱焚”了！“鸣放”时，我是政治部的大组记录，部队反击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还曾代表政治部发言；但部队内部开始反右时，却因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一“三八式”老干部错误言论的性质辩护而“引火烧身”竟被错划为“右派”。

　　这便是始料未及的。但我回顾1948年以来的亲身经历，总以为毛泽东从建国前后，确实一直都是为防止领导层变色而殚精竭虑。我记得“三反”以前，上海就先有过“黄逸峰官僚主义事件”引起他的警觉了！只是他从不相信西方那套民主模式（我也认为那是富豪、精英们的砸钱游戏）；老人家只热衷于搞群众运动、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我虽谏于言，也曾向往过这种“民主”。但1957-1958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无法无天的民主，结果只能是“秀才遇见兵”而已。因此，我虽被开除党籍、军籍，行政降3级，并下放到地质队当安装工。但仅仅1年多，1960年初摘帽后，就调大队工会任宣传干事，并主编队报了。这使我越发自以为“最马克思”了。其实，历次运动（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莫不因“过犹不及”而收效甚微甚至相反。如今，争论最剧烈的不仍旧是当年“压而不服”的老问题么！

从心悦诚服到科学扬弃

　　真正从情感上化自己为广大工农群众一分子，竟是在此后为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结果却是兽性大泛滥的“文革”中，那近十年与生活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一起经历了“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因而与他们的喜怒哀乐息息相通了，加上改革开放后的反思，再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联系起来的思索”，才真正懂得：

　　1.有了正确而坚定的信仰，还必须有一个真正与人民血肉相连、以“民主集中制” 组织起来的、“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 有铁的纪律的政党，义无反顾地去组织发动带领广大群众实践，才能逐步实现这崇高理想。

   2.当前最需要认真学好用好“否定之否定”规律。1983年我发表于《中国地质报》的一则哲学小品，就曾针对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好走极端——不是政治挂帅，就一切向钱看。把“民营化”等同于“私有化”……而强调“唯物辩证法的否定，是保持了肯定东西的否定，对过去是有所‘扬’，又有所‘弃’，叫做‘扬弃’。这就是事物呈螺旋式向前发展的秘密。”而今，科学发展观在明确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的同时，还明确提出“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则是“统筹兼顾”；这都是我们党和人民，积六十至九十年之血汗经验与血泪教训，针对我们民族两千年来“好随大流、好走极端”的“痼疾”，经反复认真“扬弃”而制定的科学“验方”啊。当然，要时时事事因人因地、科学地运用好这一“验方”，还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实事求是”过程！

正确认识过去、准确把握现在和科学预见未来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回顾历史，就应探求我国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不应舍本逐末地，单纯追究个人功过；更不应用“文革” 中“先划框框，后编材料”的实用主义方法，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以哗众取宠、浑水摸鱼泄私愤……那就难免把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架还自以为荣了。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人类能战胜凶禽猛兽而成为万物之灵，靠的是团结协作的共同劳动及由此而产生的智慧。因此，“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初性本善”；“自私”，是阶级产生后暂时的“返祖现象”。硬说“自私是人类的本性”，乃是人类中之“凶禽猛兽”哄“人”的谎言！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史、960万平方公里国土、56个民族13亿人口、对世界文明有过许多贡献的中国人民，

　　而今正在不断完善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与票决相结合的民主；与劳民伤财、相互攻击的竞选票决的西方民主，更文明、更公平得多！而且，只有代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只有代表其他各界知识精英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参政议政，才能通过相互监督，以保证“统筹兼顾”得更加周到，并更有效地拒腐防变。其实，这也是一种分工合作。至关重要的还有：作为权力机关的代表大会代表，多数应是来自一线的劳动者，各级行政官员则应尽可能减少，以保证其决策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

　　…………

　　限于字数，匆匆信笔写来，边写边删，先就此打住。就我七十多年的读书心得，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常读常新、

　　可读一辈子的大书。我年逾八旬仍身心顽健，也靠这本大书呢！

             　　　　　　　　 作者：金阊区离休干部  张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