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开天劈地、女娲炼石补天，是中华民族壮丽的神话。尧舜禅让、大禹治水，是中国远古的美丽传说。而对近现代中国和世界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无疑是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了。因为，前者，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后者，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且取得了许多世界瞩目的新成就。今天，回顾过去，展望将来，怎不令人又浮想联翩！
    我祖父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少时从他与亲友聊天的东鳞西爪中了解到：他那时还没有多少民主革命思想，主要是受了洋人的欺侮——少年时期即“赶时髦”要“吃洋务饭”，不考科举学英语，去英美颐中烟草公司镇江分公司当了翻译。有一次，他发现分公司英国经理挪用公款，便去南京总公司向英国总经理反映。不料回来不久，他正背门坐着办公，那镇江经理冲进来从背后就是一脚。显然，南京的总经理不分青红皂白，还是袒护了镇江的经理了。祖父是一位身高一米八、练过武功的壮汉，当场“自卫反击”，虽轻松取胜，但也失去了这份工作。于是，还不满二十岁的他，一怒之下去了广州。
    那时，镇江籍革命党人赵声（伯先）正在广州参与筹划武装起义。祖父是因了朋友——另一位镇江籍革命党人冷遹（御秋）而参与了送情报等工作。民国后军阀混战时，不知为什么，他还给盐商出身、自称“两江都督”的徐宝山当过几天“参谋长”。可又不知为什么，不久二人就闹得“枪对枪”地“分手”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曾是柏文蔚部的一位营长，参加过攻打南京的战斗。此后，他又在扬州当过公安局长，大概也不是太久。因为，我1929年出生时，他已赋闲在镇江家中了。
    还不到五十岁就赋闲，是主动还是被动？我感到是兼而有之。一是他总爱称孙中山为“孙大炮”，那既是崇拜其宏图大志和勇敢正直；也是惋惜其似乎不懂政治权术。因而，从1895年以来，多处起义多次失败，不少同志已失去信心；故对武昌的胜利，祖父反而感到有点意外。二是他认为“政治”太险恶，自己也是“炮筒子”脾气，也不适合搞政治。因此，不仅他自己退出政治舞台，还送其独子——我的父亲去钱庄“学生意”了。他的上述表现，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曾经的热血青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孙中山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嘛！
    问题是，“革命尚未成功”虽然是（除了保皇党之外的）共识；但“同志”如何“努力”，却难免众说纷纭了。辛亥革命后，不仅又出现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逆流；而且，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竟也成了代表列强在华利益的各派军阀、官僚、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了。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人们新的希望。于是，有了“五四运动”；于是，辛亥革命十年之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广大工农及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一见倾心的结果。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有如开天辟地的盘古、炼石补天的女娲，在春雷隆隆声中，登上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历史舞台；并且，渐成第一主角。
    中山先生不愧是与时俱进的伟大革命家。他总结多年致力国民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深知“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及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使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而，开始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即“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的胜利，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工农的积极参加是分不开的，这是共产党人努力的成果，也正是中山先生所期望的。但是，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北伐，于攻下南京之后，却夭折于上海呢？历史地看，只能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殖民主义的列强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余孽和遗毒“一拍即合”，且迅速孕育了一个怪胎：官僚资产阶级。从此，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身上，就压上了“三座大山”！ 不屈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和一切革命分子，进行了“反围剿”以至“万里长征”等达十年之久、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没有坚定的正确信仰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谁能坚持到底！而且，谁又能不计前嫌与蒋“团结抗日”？并且，还是在艰险的敌后坚持斗争而取得了辉煌胜利！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发动内战，妄图独吞胜利果实，却以失败告终。这绝非偶然，这是全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值得深思的是1949年被推倒的“三座大山”，六十多年来居然一直阴魂不散，一有风吹草动，总会“赶时髦”乔装打扮，招摇过市，不仅吸引人们的眼球，还企图迷惑人们的灵魂。久而久之，有些人们竟也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甚至误认其为“新事物”了！
    在延安窑洞里，曾回答黄炎培已经找到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新路”——“民主”的毛泽东，虽认真地领导全国人民制订了新《宪法》，又何以未能兑现其全部承诺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毛泽东就告诫欢欣鼓舞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这只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还特别告诫所有干部严防“糖衣炮弹”；而且，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反腐防变。可惜，由于他老人家从不相信资产阶级那种劳民伤财的、只有富豪才“竞选”得起的“民主”；又过于迷恋群众运动的轰动效应,加以越来越难以听到人们的真心话，因而不可避免地作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直到推动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为主要内容的“大民主”，造成了“文革”的空前浩劫。
    但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理应坚持“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的唯物史观。因此，回顾历史应实事求是地探索客观规律及其历史必然性，而不是单纯追究个人责任。那些把过去无限崇拜的人，又贬为十恶不赦的魔鬼者，只能证明自己过去的崇拜是盲目、甚至是虚伪的；今天的所谓“揭批”，更大多是盲目而不负责任的。
    为什么我们常热衷于“作秀”、搞“花架子”，甚至偏爱花拳绣腿，却没有耐心“站桩”练基本功？为什么非要等到强盗兵临城下，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呢？凡此种种，莫不与封建了几千年、习惯于“唯上”、甘“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等封建道德，并囿于小农经济的狭隘眼光有关。但我国又是较早进入农业社会的、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帝国，早就“书同文”、“车同轨”，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筑长城以自卫了。虽不免“兄弟阋于墙”，却又总能共同“外御其侮”。这不既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我们的优点么？这不也是我们的“特色”之一么！
    民主是必须的。但民主的形式，各民族也应该各有其特色。中国的“政治协商”，不也是符合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并且仍有发展前途的一种民主形式么？至少它比“票决”前大吵大闹的“竞选”更文明嘛！民间解决矛盾常用的方法不就是“吃茶”协商么！一切有志于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都应暂时搁置历史上一切个人的恩怨是非，在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吃透中外“民主政治”形式的“得失”的基础上，广泛地“取长补短”，“推陈出新”，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式，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么。
    我相信，我们——真正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炎黄子孙，在这方面是能够力争“后来居上”的！因为，我们不仅有“尧舜禅让”尊重民意、“大禹治水”尊重客观规律的人文传统和科学精神；而且，这一百年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总体上已看得相当明显。这一百年来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艰难的胜利和巨大的流血牺牲的磨练，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呀！以致我歌唱祖国时，每每唱到“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就禁不住热泪盈眶！虽然终归“人间正道是沧桑”，但时不我待——春风又绿江南岸，炼石补天正当时啊！

                                                                       金阊区离休干部　张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