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鬓发斑白，但依然精神抖擞。人们多不信是1929年出生、已年逾八旬；或以为是一向养尊处优、没吃过苦头吧？其实，我儿时虽曾有过一个幸福的八口之家，但日寇的侵略、故乡镇江的沦陷，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劫收”，不仅使家庭破产，还使母亲、祖母、妹妹和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祖父，先后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参加革命后，人民军队中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虽曾使我由衷深感幸福；却又并非一帆风顺，甚至，为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失去党籍、军籍20年（其中下放参加重体力劳动，先后达12年之久）。但是，虽身处逆境，我也从来没有完全失去幸福感。 
    不是我“十三点”、或有点“阿Q”；这主要归功于阅读——少时相信孟子曰：“天之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于是，自觉接受上天考验，虽苦仍感幸福；或者，跟着豁达的苏东坡，沉醉于“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高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自感幸福！ 
    当然，真正从“灵魂深处”解决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还是靠的“红色阅读”。就我个人而言，三生有幸的是，1947年冬，在白区南京，第一次接触的红色书籍，便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是一个既“好读书不求甚解”，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人。我踏入旧社会将近两年来，所有看不明白想不通的问题，这本书都深入浅出地作了回答。看得我爱不释手，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第一遍。又如饥似渴地进一步阅读了：从苏联大使馆新闻处要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还订阅了我党在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论文艺问题》（即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等，使我认识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从而逐步由“好读书不求甚解”，真正深入一步为“好据‘实事’以‘求是’”了——虽因此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但更多的却是“觉悟”的“幸福”！
    “反右”和“文革”对我的冲击和带来的痛苦，一次胜过一次。但当我跳出个人得失，静心地、历史地、全局地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并据“实事”以“求是”的结果，都有新的觉悟，并从而产生新的幸福感。“反右”之前的整风，主题原本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什么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要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就立马被当做敌人呢？倘若当时不是急于压服，而是心平气和地通过和风细雨的充分讨论以分清是、非和利、害，这个问题还会一直折腾到今天吗？但我追根溯源，终于痛苦地认识到，这只能归罪于剥削制度造成的兽性泛滥。然而，这又是中国封建了几千年的“历史必然”也！故而，我从不怪罪某个人。因为，我受难之际，也正是党和人民遭遇挫折之时：因此，可以说从上到下，都是几千年封建遗毒的受害者——只是程度不同、方式各异、责任有别而已。于是，对个人的一切不幸也就释然，甚至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有点“自豪”了。
    古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也深感：人是群体动物，单个的人是不可能独自存在的；而且，没有主动自觉地“我为人人”，又哪来的“人人为我”呢？何况，任何“高人”的一生，也都是“我为人人”的时间少于“人人为我”呀！做为“个人”的“我”，怎能不多多回报“人人”呀！觉悟到这一点是幸福的。这也就是“知天命”了、“耳顺”了、即认识“人间正道”并进而可以“从从心所欲并逾矩”了；自然，也就能 “世事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了！怎能不幸福、不健康长寿呢？

                                                   金阊区离休干部　张及 
                                                       2011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