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确实始于对一同年女孩的“一见倾心”。
那还是1947年春夏之交，我还不满18周岁，在南京公路运输部门当小职员，喜欢看书和写写画画。一位比我年长四岁的知己吴汉平，便想把他那与我同年、也喜欢看书和摇摇笔杆的外甥女，介绍给我做朋友。她叫龙平冬，湖南桃源人，原在长沙周南女中就读，因外祖父家住芜湖，下半年便从母姓改名吴白纯，转到芜湖的私立静文中学半工半读。于是，她小舅就于暑假期间，让我们在南京见面了。虽三个人，在洪武路“天台”顶上的露天茶座，两个多小时的夜聊，她的德、才、貌，却都足以使我“一见倾心”了！
从“一见” 到“倾心”
由于我与其小舅都不知道她在周南女中已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因受迫害而逃来芜湖的。因而，也不曾料到，她对我写去的“情书”的回答乃是：
“不希望您将桃色的梦织成您幻想的外衣。”“一个介于悲壮斗争隙缝间生存的、在被凌辱与压榨下婉转苟全的书生，不应该陷于轻浮风流才子的情调；自由主义者、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无论如何，在这个大时代里，终归是不会存在的。放弃小市民的空想，从实生活去体察、考验、健全自己！”等等。
我当然不认为自己是庸俗的“小市民”。我当时的座右铭是：“得志当为天下雨，论交不让古人风。”虽不够慷慨激昂，确也是胸怀天下的嘛！我既爱鲁迅的《呐喊》、《野草》，也爱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她希望我“多看一点理论书”。当我借到了她推荐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口气读完、并对之也“一见倾心”后，才豁然顿悟——原来她主要不是找我谈情说爱，而是“扩大革命队伍”呀！
但是，使我抱憾终身的是：当我对《大众哲学》也“一见倾心”而且满怀激情，自命为旧社会的叛徒、并已将1948年的日记命名为《‘叛徒’日记》时，她却因坚持自己的“正当道路”，而再次被迫亡命天涯。从此，我俩也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了。建国后，她小舅才写信告诉我：平冬已于其家乡解放前夕牺牲于桃源乡下、并已追认为革命烈士。但对她和她推荐的《大众哲学》的“一见倾心”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六十四年前的南京，《大众哲学》还属禁书，借给我这本书的是曾经的同事“陆云鹏”。当时我只感到他思想比较进步，也爱好文艺；解放后才知道他那时已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中层干部“陆少华”了。1947年底，当我以“旧社会的叛徒”自命、并征求他的题词时，他也曾热情洋溢地写道——
“叛徒 ”是崛强的，他不愿受环境的压榨，他要改造环境，所以成其为“叛徒”。“叛徒”是坚毅的，跌倒了，爬起来，揩去身上的灰迹，扎起摔破的创伤，他又前进了。“叛徒”没有名誉，他的名誉被讨厌他的人们噬掉了；因此，“叛徒”是忍辱的。“叛徒”没有享受，他的享受还记在成功的账上；因此，“叛徒”是吃苦的。“叛徒”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叛徒”是舍己救人的勇士！因此，叛徒是相对的。
当时，他还指出：“老实说，目前你还只能算是一个叛徒的学徒。”于是，我在学写杂文的同时，又自发地在工作单位发动签名要求加薪和秘密编写油印的地下刊物，后来就去了苏北解放区，参加了部队文工团，满怀激情地投入解放战争；并曾多次立功。
南京解放后，陆少华同志曾担任过南京市总工会秘书长、市委统战部工商处长。1955年，他调至保密单位工作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了。然而，六十四年前，他和龙平冬同志点燃的激情，至今仍在我胸中燃烧——虽身处逆境，也没有中断。
苦心孤诣“求是”
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在驻闽部队任师政治部文艺助理员，部队反击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还曾奉命代表政治部发言；但部队内部开始反右时，却因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一“三八式”老干部辩护而“引火烧身”被错划为“右派”。人们批判时无限上纲，我据理力争，甚至发火、拍桌子。但当党支部讨论要开除我的党籍时，又曾赌气第一个举手同意。到福州军区集中后，我还当众表示要“争取半年内摘去帽子，一年内回到党内来！”当时，还曾受到主持会议的保卫部长的表扬（这位部长从头到尾仍称呼我们为“同志”）。我自己也一直不曾自外于党。4月我下放地质队，也满怀激情地参加安装钻塔的劳动以“补课”。6月1日还曾改李白登谢眺楼诗以自励：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荡我心者今日之日已当头。东风万里催长浪，快快趁之争上游。既自一心为共产，尽失虚名又何愁！当年曾冷千夫指，而今应甘孺子牛。抽刀断水水东流，挥戈挽日日西浮。我为人人人为我，中流击水一飞舟！
由于我劳动之余，还教唱歌，出墙报、黑板报，工人们曾一再要求评我“先进”。故1960年初就“摘帽”了。不久，调地质大队工会任宣传干事，曾一手编印队报五年。不料，“文革”一开始，我从贵州农村“社教”回队的第二天，队党委组织编写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的封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批到最后只剩我一向承认的“翻案右派”一顶帽子了。
队“革委会”成立前后两年，批斗较少，包括“走资派”在内的“牛鬼蛇神”，集中关在一大帐篷内，白天由“造反派”押着去劳动；晚上可以点上小煤油灯，坐在自己床上轮流各值班4小时互相监督。我就利用这寂静夜晚，静静地思考，并断续写过近百首不完全合律的旧体诗词以自抒当时心境，4月21日渡江二十周年，我曾填《破阵子》一首抒怀：
仰望光辉北斗，胸盈澎湃沧浪。二十年前南下路，千里江边夜待航；红旗迎火光！似箭征帆怒发，如潮斗志昂扬。战士回眸非恋旧，革命前程细思量：滔滔如大江！
我虽深受“反右”和“文革”之害，但初时也曾认为运动本身还是必要的；只是整我不对。偌大运动，也难免误伤自己人，到“实事求是”定案时，问题总会弄清楚的。反右时对我的批判，虽不讲理，但还不曾挨“斗”；文革时批斗到后来，除了恐吓、辱骂，就是挂黑牌、戴高帽、低头、弯腰、坐飞机以及游街等等了。这怎么能弄淸问题呢？我还曾被一刚来的造反派组织捉去，绑了一只手的大拇指吊起来拷问；又曾在游斗时，被当胸一脚，踢晕了过去……但当我跳出个人得失，静心地、历史地、全局地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后，终于痛苦地认识了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我从不怪罪某个人。因为，我受难之际，也正是党遭遇挫折之时：从上到下，都是几千年封建遗毒的受害者——只是程度不同、方式各异、责任有别而已。追根溯源，只能归罪于剥削制度造成的兽性泛滥。然而，这又是“历史的必然”！
“文革”当然应于彻底否定。因为，它对社会主义“大民主”的探索，结果 “调动”的仍然不是人性的回归，竟也是人们兽性残余的泛滥。党受挫折，我也备受煎熬。但文革期间，党的正确影响并未中断。而且，我们党的历次错误，都是自己纠正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我4月24日就填过一首《破阵子》词曰：
捷报飞来天外，颂歌旋绕寰中。明月皎然迓新侣，红色卫星上太空。快哉此东风！嫦娥戎装阶下，吴刚备马桂丛。今日冲天云作路，何时驻节广寒宫？待我立新功！
我从未自外于党呀！
痴心不改初衷
在龙平冬同志不幸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前成了革命烈士、我又于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意外一再受到冲击，以至社会思潮多元化的今天，我都曾一再反思过——我们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吗？当然，答案也始终是肯定的！
为什么？在日寇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劫收”，先后夺去我母亲、祖母、妹妹和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祖父的生命后，正当我与“那些受着长年磨折的苦痛的灵魂、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样，愤怒地思索：“为什么抗日战争胜利了，还是坏人当道、民不聊生”时，龙平冬烈士和《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使我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六十四年来，我始终铭记她生前写给我的“遗言”：
“不要让庸俗的死水沾染了您。一个有正义感、有热血的青年，应该向着未来也为着未来、为着大众也伴同着大众，奋发坚贞地活下去；并且勇敢地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响应那千百万个共鸣的心！”
从 “向着未来也为着未来、为着大众也伴同着大众”这一基本要求出发，我思来想去只觉得西方的竞选民主，貌似公平，实乃富豪们的游戏；哪一个真正代表工人农民的政党玩得起？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顾辛亥革命百年、特别是我党成立以来九十年的历史，我想，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能通过不断地自我革新，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十三亿中国人民服务。因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九十年来，还没有哪一个政党或团体，比共产党的牺牲和贡献更多、更大，组织能力更强；而且，今后似乎也没有这个可能。这也是中国的特色呀！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殃及全球，也再次证明了以“人的本性是自私”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欧美模式的不可照搬；而“人的本质乃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未过时！我坚信：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没有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由衷拥护，任何“精英”也寸步难行！
当前，既是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已不再有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险；却也是前所未有的“乱云飞渡”时代，比抗日战争时期更加复杂多变。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民，各地社会发展的很不平衡，加以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格局、社会群体、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多样化；倘若“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那就一事无成了。所以，“多样”是客观存在，“统一”乃内在的必然要求。而“多样统一”的过程，也即“统筹兼顾”到方方面面，都能“协调”而“有序”地、又好又快又省地 “科学发展”的过程！
我还深刻地认识到，要“多样统一”，首先要求每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真正“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前提下，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并以此“引领社会思潮”，才能“最大限度的形成社会共识”，达到真正的多样统一，达到统筹兼顾的和谐。大方向不能错，主旋律不能乱。当然，“引领”既不是包办代替，也不是要求“清一色”；而是类似于指挥交响乐或大合唱。以化“乱云飞渡”为“和声唱得千山响”！
金阊区离休干部 张 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