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文化和精神才是一个城市的内核和灵魂。就是为了这个，苏州市先后花了三年时间，宣传打造、征询意见、专家论证，最后确定了“崇文、融合、创新、致远”八个字作为苏州的城市精神。我看过十几个城市出台的“城市精神”，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什么“创新”、“包容”呀之类的词汇。但苏州唯一与众不同的是有“崇文”二字。开始我还不大理解，觉得有标新立异之嫌。但是，当我最近又一次走近“三元坊”，看到那儒雅风流的人物塑像时，似乎蓦然找到了解读“苏州城市精神”的一扇窗口。

    三元坊，一个老苏州人都熟悉的地方，它处于人民路与十全街交汇处，是清朝政府专门为表彰连中“三元”的钱棨而设立的牌楼。钱棨，苏州人，字振威，出身书香门第。乾隆44年（1779年），钱棨在乡试中考中第一名解元，乾隆46年（1781年），又在进京会试中赢得第一名会元，紧接着在殿试中摘去了状元桂冠，成为了清代第一位“三元”状元。据查，我国自隋代兴科举至清末光绪30年废科举，凡1300年余，连中“三元”的状元只有13位，其中清朝有两位。且钱棨与前一位““三元”状元即明代正统年间的商辂，在时间上相隔300余年。故钱棨获取“三元”桂冠时，皇帝嘉旨大贺，隆重非凡。乾隆还亲笔挥毫作《三元诗》：“龙虎传胪唱，太和晓日暾，国朝经百载，春榜得三元。文运风云壮，清时礼乐藩。载资咨申四义，敷奏近千言......”此诗刻碑立于苏州文庙内，至今拓片犹存。按照惯例，考中状元的授官翰林院修撰（从六品），但和珅欲将钱罗其门下，遭钱拒绝后，终不为夺。直至和珅倒台后，钱棨才受器重，擢至内阁学士。

    过去苏州有句俗话，叫“姑苏文盛出状元”。以清朝为例，自顺治三年开科到光绪三十年废科的258年间，全国共出状元114人。按地区分布，依次是：江苏49人，浙江20人，安徽9人，山东6人……。其中苏州一府就拥有26人，占了江苏的过半，全国的1/5以上。据《吴县志》记载，明清两代苏州共有进士1031人，其中巍科，即高科人物如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和传胪，苏州均处全国领先地位。有一项统计研究显示，历代杰出专业学者，即巍科人物，从全国最多的前30位城市排列，苏州名列第一。所以，钱棨只不过是苏州众多巍科人物里的佼佼者而已。他摘取“三元”桂冠，虽然与其家庭小环境有关（其高祖曾被授于翰林院修编），但与其受苏州大环境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也许有人会问，状元为何多出自苏州?苏州为何成为“人文荟萃”之地？这是因为，除了苏州经济繁荣，战祸较少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州崇文重教、尚智好学风气的形成和延绵。正像清代政论家冯桂芬所说：苏州是“建学为先”。明代文学家王鏊在《修学记》中写道：“苏学天下为第一，有深广钜丽之称”。其实，苏州人最早是崇尚勇武，专诸要离等勇士侠客，干将莫邪的利剑，《孙子兵法》的兵经等都反映了这一点。直到北宋范仲淹治苏时，才开始倡导文治，重视教育，在文庙设立府学，开了东南兴学之先河。除了府学、县学外，历代还建有众多的书院。宋元两代不仅官方重视教育，而且民间也将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大量私人办学机构（私塾）纷纷出现。老百姓奉行着宁可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也要送孩子上学读书的美德一直延续至今。由于秉承了崇文重教、尚智好学的优秀传统，苏州不仅历史上人才辈出，在当代各类人才也灿若群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朱棣文，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著名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华裔女性会长吴健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吴仲华，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刺绣大师沈寿，等等，都是从苏州走向全国，享誉世界的。另外，我国两院院士中，苏州籍院士已占了80多名。这种苏州特有的“状元群”、“院士群”现象，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和激励了苏州尚文崇教乡风民俗的养成。

    现代苏州，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热潮中，教育也一直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列，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率先普及15年基础教育，率先实施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5%。苏州的园林、昆曲、苏绣、书画、评弹、丝绸、工艺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镇（街道）图书馆普及率100%。相信在“苏州城市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苏州正在向建立学习型城市、终身教育的目标迈进。学习使生活更美好，已成为苏州人民的共识和行动。

                         作者：市侨办原副主任郭家云